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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新中国成立后17年间，在阶级分析观中，当时的学者仍然对儒学的正面价值进行了努力挖掘，并且从方法论上出现抽象继承法的概括。

新中国成立后17年间，在阶级分析观中，当时的学者仍然对儒学的正面价值进行了努力挖掘，并且从方法论上出现抽象继承法的概括。

当《左传》中士人自觉去区分礼与仪时，事实上是对现实生活中的礼乐之文丧失了其在生活世界中的应有地位与意义之后的自觉纠弊，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左传》所载是礼乐的自觉时代。【8】中华文化肇兴以来，与音乐和舞蹈一体相伴的文化现象是礼乐合一。

《礼记·学记》云：鼓无当于五声，五声弗得不和之说透露出些许消息。而正是知道礼乐之文所传达出的礼乐之情与礼乐之本，才可能践行与传承好礼乐。这两种思路在先秦儒家文本里皆有所体现。（《礼记·乐记》）只有理解礼乐真正根由及其真实指向，才可能真正的去作乐制礼。从先秦流传文献来看，儒家对纯粹形式化的为礼乐而礼乐的礼乐是抱有批评与自觉的抵制态度，在这一点上，儒道并无多大不同。

20无声之乐，无体之礼语出《礼记·孔子闲居》，孔颖达疏文称行之在心，外无形状，故称无也。同时，本真的礼乐之文又内在地勾连着世界与人，成为人与生存世界交接沟通的中介，故知礼乐之情者能作，识礼乐之文者能述。马一浮说：六艺之旨，散在《论语》而总在《孝经》，是为宗经论。

2由于四部的分类主要是一种图书编目上的形式分类，不能如《庄子·天下篇》《汉书·艺文志》那样能辨明各类作品的学术流派等，因而马一浮认为它既然无关思想之统类，也就不具有特别的价值，尤其是如果据此分类去构建一种学术经典体系，更是不妥。但马一浮对《论语》《孝经》《孟子》这三部经典的看法很有自己的特点。答问政者，皆《书》教义也。在马一浮看来，六艺之学作为一个有机、圆满的完整知识体系，自有其内在的条理和统类，不同于一般流于皮相的、肤浅的了解和混乱无序的认识，而是自有其贯注其中的一体之道，他说：有体必有用，体用不可分。

11马一浮：《因社Chinese-Renaissance Society印书议》，载丁敬涵校点《马一浮集》第二册，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268页。而进一步言之，正是依此本体，使六艺之学能克服其它一切学术和文化所具有的局限性，体现出其普遍和永恒的真理性，并以此引导着人类社会生活和文化发展的未来。

马一浮首先提出以六艺统诸子，认为先秦诸子之说都可以统摄于《易》《乐》《礼》等几部六艺经典之中。疏通知远，《书》教也。22马一浮：《复性书院简章》，载《马一浮全集》第四册，第44页。【5】不过，随着周代政治生活中德治德政观念比重的强化，一套独特的古典德性政制逐渐形成，并进而影响到王官之学和王教体系的变化，而这种变化的最显著表现就是六艺内容的改变，即由原先的礼、乐、射、御、书、数的原始六艺向诗、书、礼、乐、易、春秋的新六艺的演变。

所以在马一浮那里，六艺之学统摄古今中外一切学术，首先是从学科或知识系统的分类上说的。但是，在马一浮所阐述的六艺论儒学经典体系中，他显然是以六艺为中心的，并不特重宋儒所推崇的四书经典体系，而只是由重六艺而及于四书，表现了马一浮力图恢复的以六艺为中心的传统儒学经典体系与以四书为中心的新儒学经典体系的重大区别。马一浮把六艺之学作为一种价值系统的一个重要表现，是通过其六艺论重建了一个以六艺为中心的儒学经典体系，并进而达到他对以六艺为中心的六艺论儒学思想体系的重构。因此他明确地指出：不通六艺，不名为儒，此不待言。

【10】汉代对六艺概念的这两种理解，即是先秦历史上从六艺到六经的文化变迁的反映，也是表现了从不同角度出发对这些概念的理解所会发生的诸多歧义。……今依《汉书·艺文志》以六艺当六经。

学者于何学？学于六艺而已【2】。当然，礼、乐、射、御、书、数作为王官之学真正形成为一种完备的王教体系应在周代，即《周礼》所谓：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

马一浮认为，始于《隋书·经籍志》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分只是隋唐以来我国一种传统的图书分类方法：四部之名本是一种目录，犹今图书馆之分类法耳。有六艺之教，斯有六艺之人。据史料来看，直到唐代，《论语》《孝经》还只是作为兼经列入士子考试中。因而举本该末，摄用归体，于《孝经》见之【12】。【2】 从总体上来看，马一浮所阐发的六艺论儒学经典体系表现了马一浮对传统经典采取的一种完全不同于前人的理解和诠释的视角，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经典诠释理论与方法。那么，在马一浮看来，由六艺等经典所集中地呈现出来的根本精神，具体是什么呢？在概述六艺要义时，马一浮最赞同这样两段话，并多次引述，一段话是《礼记·经解》引孔子说的：入其国，其教可知也。

在马一浮的这些讲录中，他首先着重阐述了六艺该摄一切学术【2】的基本观点，认为六艺之学可以统摄古今中外一切学术，因而它首先呈现为一个以六艺为中心的完整的知识系统，而且是一个有机、圆满的完整知识体系。【2】马一浮对十三经、四书等经典重新进行了梳理归类。

）【35】（又说：《论语》大义，无往而非六艺之要【12】，六艺之旨约在《孝经》。马一浮系统地重建了六艺论儒学的经典体系，不仅有助于我们以六艺之学来理解孔子所创立的原始儒学的真面目，明了马一浮继承和重建其六艺论儒学的最根本的历史的、文献的依据，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以六艺为中心的儒学经典体系彰显儒学所具有的根本精神及其巨大价值。

马一浮认为，六艺之道，举本该末，摄用归体，而这一切，求之《孝经》斯可明矣。从马一浮对这些经典的大规模调整情况来看，可以发现具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马一浮明确坚持以儒家六艺之学为基本框架来归类整理各种经部作品。

而其失则皆因六艺的流失和残缺而成。马一浮这批书目中的群经，就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经以及《孝经》与《四书》，共八类【20】，马一浮就是按照这个总体框架去分类编选宋明儒学经典书目的。这种意义上的六艺当然与其所处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有关。因此，马一浮认为应以六艺作为分类的标准，对原有的四部之学的内容作出重新梳理，使之全部归于六艺之中去，即所谓六艺统四部【2】。

广博易良，《乐》教也。【18】到了南宋朱熹编定《四书章句集注》并在元代皇庆二年（1313年）被官方确立为科举考试定本，《论语》《孟子》才与《大学》《中庸》组成四书，真正成为儒学乃至国人的必读经典，成为儒学经典体系中的正经。

总之，马一浮主张闻道则经术、经学皆是，不闻道则经术、经学皆非【25】。而这一转向之所以发生，又是因为汉初儒者有争取立儒学为国家唯一官方哲学的强烈愿望。

而马一浮的六艺论儒学，不仅要恢复六艺之学在传统和现代知识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而且要进一步重建和确立六艺之学在传统及现代价值体系中的核心地位。【9】皮锡瑞在《〈六艺论〉疏证》中说，汉代对六艺有两种理解：一为古文说，即依《周礼》将之理解为礼、乐、射、御、书、数。

如他说：《论语》有三大问目：一问仁，一问政，一问孝。【26】另一段话是《庄子·天下篇》中说的：《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14马一浮：《语录类编》，载《马一浮全集》第一册，第584页。殷周贵族制社会中对贵族子弟的教育培养注重文武结合、知识与技能的结合，贵族子弟应是国家社会的真正栋梁，他们不仅是言能诗、行有礼的政治家，而且是能射御驰骋、保家卫国的军事将领。

马一浮认为：道即六艺之道，人即六艺之人【2】，六艺之道是一切根本之道，六艺之人也是最理想状态的人，所以六艺之学实蕴含了世界上最根本之价值、至极之文化。我们的学术研究如果能够回到历史中去认真地做一番知识还原和思想考古的工作，是完全有可能替马一浮补上从历史学、文献学上对六艺论儒学的论证疏缺的。

以此为基础，马一浮进一步通过论证六艺统摄古今中外一切学术，对以六艺为中心的儒学经典体系作了更系统的阐述和论证。同样，马一浮认为传统的四部也可以都统摄于六艺。

他首先以六经为最基本的核心经典，围绕这些核心经典，他提出可参照佛教整理佛典的方法，将经部中除六经之外的书分为宗经论和释经论这两大类，今定经部之书为宗经论、释经论二部，皆统于经，则秩然矣。此是孔子之教，吾国二千余年来普遍承认一切学术之原皆出于此，其余都是六艺之支流。